[26]但在数据问题上，数据确权与市场交易难以解决数据聚合问题。

相反，如果对人工智能决策赋予过小的权重，而人工智能又具有良好效果，则人工智能司法就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建设‘智慧法院，提高案件受理、审判、执行、监督等各环节信息化水平，推动执法司法信息公开，促进司法公平正义。

（三） 基于部门分工与审级分层决策智慧司法的不同部门与层级应加强信息共享，促进司法标准的统一化，但司法的统一性应符合司法原理与我国的制度设计。五、司法人机交互决策的制度设计为了最大程度发挥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对于司法的辅助功能，避免人工智能司法系统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有必要从多个层面对人工智能司法中的人机交互决策制度进行设计。通过对司法理论与人工智能理论的双重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司法是一种带有价值判断的活动，人工智能司法不同于人工智能在商业预测、自动驾驶、医疗手术等领域的应用，其追求并非预测意义上的准确性，效率也并非其主要目标。很多法官认为，此类软件是由他们完全不熟悉的盈利公司所设计的，而且使用的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数据。相反，法官身上也具有大量的司法信息和数据，特别是对于一些有长期司法经验的法官或检察官来说，由于他们有长期的司法经验，又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因此他们身上的显性与隐性司法大数据更加丰富，对相关司法案例的判断也往往会比年轻的法官或检察官更为合理。

为了理解人工智能司法的可能性，还需要从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信息整全性、信息筛选效率、社会效果等角度分析人工智能的比较优势。诸如Lexis、Westlaw这样的数据库系统，早已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搜索技术为法官、律师和学者提供更为全面的法律信息，甚至提供参考性的法律建议。[43]参见前引[4],彭中礼文,第67页。

[37]关于汉语中的政策一词究竟如何而来，存在两种说法。[60]由宪法的上述规定及其规范逻辑来看，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并不包括制定国家政策的权力。[17]广义的规范性文件指的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其他各类规范性文件,狭义的规范性文件指的是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而最狭义的规范性文件,仅指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参见袁勇:《规范性文件的概念界定——以构成条件及识别标准为中心》,《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9期,第115页)。例如，地方国家机关能否在地方代表国家?其次，中央国家机关的范围仍然比较大，它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等。

在司法裁判中运用国家政策，主要有直接运用和间接运用两种方式，它们从不同角度彰显了司法者对国家政策的认知。[33]尽管这份指示提到的是党的政策而非国家政策，但该指示可谓开启了我国政策司法的历史。

国家政策的规范性、权威性和灵活性，使其能够深刻影响公民、组织的权利义务乃至于李斯特的学生卡尔克（FritzvonCalker）就认为，法政策的目标选取与自然法更为接近，他认为，无论现实条件怎么变动，法政策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去探究并阐明，在何种同等的前提下，一个具体的规定能够被视为是客观正确的。如果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它通过对特定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从而实现其组织社会秩序的功能。这种理想法秩序是法律应当是怎样的这一问题的答案，在追求这种理想法秩序的过程中，现行法秩序只是用以批判的对象。

但是在醉驾入刑的几年之后，相应的犯罪行为不降反增，以至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否认醉驾入刑的法律实效，这就是借助实证研究推翻既有的假定因果联系的做法。既有的中文文献在这个问题上顾此失彼，没有将法政策学的规范创制与适用面向这双重意蕴同时展现出来。因此，后果论证是对法政策目标的补充论证，二者在逻辑上是有先后次序的。同时，对各类一般条款的具体化也不能免于法政策的价值判断，在解释诸如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合理、著作权法中的正常使用这些词项时，法官面临的就是一个目的论上有待填充的框架。

也正是在这个区分的意义上，法官进行的根本性、战略性的法律续造被德国主流观点拒之门外，那些小范围的法政策目标选取也获得了相应的讨论空间。因此，在法政策学尚未达到政策科学的专业化与共识程度之前，它也并非法学与政策科学的交叉学科。

理由有两点：首先，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法政策学。人们对理想政策和法律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行动策略或行动方案，但这种策略的提出没有任何一个单个的学科可以垄断，同理，法政策（以法律来实现政策目标）的讨论纵使能被归拢到法秩序的框架之下，但也不属于单独某个学科，其中充满了观点争论。

法政策考量也始终只能发挥边缘性与补充性的作用。法政策学的工作前提是寻找最佳化的法律规整，在这种前提之下，其出发点也不会像法教义学那样仅仅局限于现行法秩序，而是理想法秩序。也就是说，法律是一种手段，但它要实现何种特定目标，这一点留待具体的法政策主张进一步补充。刑法的法政策目标则是实现社会预防功能，减少犯罪的发生。由于涉及规范的创制、修改和废止，法政策学的预设主体是有相应职权的立法者，在法政策学的设定中，立法者是废止不合理的现行法秩序的主体，也是创制合理的理想法秩序的主体。因此，有必要在描述意义上为法政策提供更全面的语义说明，进而也对法教义学中的法政策语用做进一步的分析与评价。

但这些实质性的目的争论只是在形式上共享了同一套概念观，互相之间并不具有压倒性的说服力，因此也就不能成为法政策学的理论预设，而只能作为其内容的一部分得到说明。而目的论解释中的合目的性可能会遗漏特定法政策目标的选取，后果论证也时常仅被教义学者们当作一种可有可无的论证方法，这两者没有办法完全考虑到法政策考量的特殊性。

但是，工具主义概念观会模糊法律与政策的边界，甚至以政策的逻辑取代法律体系的独立性。本文共四个部分，前两部分点明法政策学的概念与作业模型。

对此，只要把视野回到刑法之中就可以了。但法政策这一概念乍看上去是奇怪的。

甚至法政策手段目录的拣选与选择本身即涉及目的论层面的价值判断之争。但是，随着历史主义的兴起、社会学的发展，法政策目标的选择亦经历了从理想到现实的回归。法政策学认为，法律规范（尤其是制定法）是立法者按照特定目的设计并建构的人为造物，而不是历史法学所主张的对民族精神的显现，或者自然法学者所主张的对永恒存在的自然法的推演。例如，基于理性经济人的预设，中国的立法者通过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的做法，增加醉酒驾驶行为的法律成本，以期减少相应行为，从而达到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法政策目标。

虽然在各种法律工具主义者的说法中，法律所服务的目标天差地别，但如果不考虑它们在内容上的差异的话，它们所共享的前提都是将法律当作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其中的法指向制定法背后的基础法律原则和目的。

就此，德国法学家比尔林认为，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相应的分组，并不建立在一个本身即被描述为法政策原则的秩序原则上，而仅仅以法律科学的一个分支的一定秩序为基础。这会进一步涉及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对各种价值目标的讨论，当然也有相应的做法致力于将这些目标进行体系化以统一掌握，如耶林就致力于发展出一整套目的体系。

结 语学科建构是一项综合性事业，除了特定的术语之外，它更需要参与者们借助独特的概念工具进行持续不断的知识生产。法教义学的活动内容主要是对制定法的解释，也即通过各种解释方法对制定法规定的内容做具体展开。

但相反，法政策的活动内容体现在对现行法秩序的质疑与批判之上，涉及对现行法规定的修改、废止，对新规定的创制等做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刑法不需要法政策思维。相关的话题围绕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展开。而在工作前提、活动内容、预设主体这三方面，法政策学都与法教义学截然相反。

法政策学预设的法律工具主义视角是一种形式化的视角，它不包含任何特定的目的预设。在功能主义规制理论等不同的词项之下，其实都是行政法学者们对传统教义学思路的反思，与行政法政策学关心共同的主题——行政机关的政策创制功能。

而对法律的政策科学研究旨在建立一个超越多个学科的政策科学，借助其所仰赖的政策过程分析模型来细化政策创制的过程。第五，法政策考量在方法论中体现为目的论要素和后果论证。

吕特斯就曾主张，法政策学认为法是去实现政治性意志决定的一种特殊统治工具。于此也就呈现出法律适用在合法性与合目的性之间的张力。